1937年11月19日，战事紧逼，故宫博物院紧急接洽船只，从南京抢运4081箱文物，即刻运往汉口。故宫的工作人员，被临时通知负责押运，匆匆登上汽车，赶往码头。
这些文物起初是从1933年开始从北平运往南方的。当时日本人已经攻陷山海关，逼近平津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故宫文物又从南京西迁，运往西南大后方。历经颠沛流离，直至1947年，文物还归南京。其后，一批文物迁往台北，多数返回北京故宫，其中约十万件至今存放在南京库房。
故宫文物南迁史，是抗日战争中一段不平凡的文物长征。在极端危险、颠沛、贫困的处境中，故宫工作人员及其家属，奇迹般地保存下了一百多万件故宫文物，其影响持续至今。
这段历史重新受到关注，是近20年的事。当事人的回忆录陆续出版，研究成果逐渐面世，集大成者，是不久前出版的《国家记忆：故宫文物南迁史》，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。他爬梳史料，纠正了不少历史讹误，也厘清了不少史实。
“经历了战火和颠沛流离，千山万水，跑遍大半个中国，这段经历赋予了故宫文物新的价值。”郑欣淼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“如果没经历过南迁，人们对故宫文物的认识，可能是不同的。”
1938年，从汉中至成都，无桥可通时，由木船载运装着文物的车辆渡河。本文供图/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仓皇离宫日
1933年2月5日深夜，北平城在严寒中沉睡。警察局的电话打进故宫，说外面已经戒严。随后宫门打开，一队队车夫推着板车，静悄悄地出了宫门。北京城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车辆，在警车护卫下，装着木箱的板车队直奔北平西站。2118箱故宫文物，包括《四库全书荟要》、历代书画珍品，即将踏上未知旅程。
负责押运的故宫工作人员那志良坐在警车上，看着空旷的街道，心生悲凉：“除了车辆之声外，没有任何声音，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唱歌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。”
为了这一天，故宫已经准备近半年之久。前一年夏天，日军入侵热河后，华北危急。故宫文物要不要南迁避险，激辩持续半年。有人坚持故宫文物与北平不可分离，有人担心文物外迁会动摇人心，也有人从实际出发，担心迁移会使文物受损。很多社会名流都质疑迁移文物的动议。北平政务委员会甚至提出，拍卖故宫古物，购买五百架飞机，所幸被及时否决。
一时间，故宫文物向何处去，成为舆论热点。
最终，炮火做了决定。1933年1月，日军攻陷山海关，平津门户洞开。行政院下达电令，命故宫迅速启动文物南迁。装箱持续3个多月，装箱主持者庄严和那志良参考景德镇运瓷器的方法，总结出“稳、准、隔、紧”四字箴言，用棉花、纸、稻草逐层包装，塞紧在木箱里。后来南迁途中，车辆曾在山路上撞车，文物箱翻滚直下，但文物竟分毫未伤。最棘手的还不是瓷器或书画，而是看上去最为瓷实的十面战国石鼓。历经两千多年，石鼓表面起皮，石皮与鼓身若即若离，如果受压脱落，石皮上的古文字就不复存在。一位京城收藏家支招：浸湿高丽纸，塞进石鼓裂缝，以作支撑，再用薄棉花包上四五层，接着糊糨糊、捆麻绳、贴绵纸，裹三四层棉被。扎紧以后，每个石鼓都“胖”了一倍多，最后装箱封死。
就在第一批文物起运之前，多名负责押运的故宫人接到神秘信函，恐吓他们放弃押运，否则将遭不测。流言也随风而起，说沿路埋设了炸弹。直到此时，故宫文物的动向，依然牵引着舆论。
南迁分五批进行，全程军警戒严。至1933年5月全部运离北平，包括代管文物，共计19492箱72包8件。文物首先运抵上海，存放在法租界。3年后，南京朝天宫的新库房建成，文物箱又溯江而上，迁往新址。
谁也没想到，这只是文物长征的短暂前奏。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；29日，北平沦陷。8月13日，淞沪会战在上海打响，次日，第一批朝天宫库房里的故宫文物便撤离南京，距离入驻不到一年。
离开南京之后，文物兵分三路——南路走长沙至贵阳，中路溯长江至汉口，北路越秦岭至宝鸡。抢运南京文物，是在日军轰炸间隙冒死完成的，上路后，每路都有专人负责，配备武装护卫。但兵荒马乱之中，无人能保证平安抵达。
1933年，行政院关于南迁文物起运的密令。
南渡西迁时
三路之中，北路走铁路，中路走水路，南路坐汽车，各有各的凶险。虽然西迁命令是政府做出的，但战时事务繁杂，文物只能位居其次。西迁的经费、船只、车皮全都没有，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四处运作，才勉强筹齐物资。
中路文物规模最大，超过9000箱，占总数近半。文物辗转汉口、重庆、宜宾等地，一路与炮火赛跑，最终落脚于四川乐山郊外祠堂众多的安谷乡。从宜宾到乐山的最后一程，水涨船高，一条木船纺绳突然断开，失去方向。船被急流裹挟，急冲直下，船上的人大喊救命。神奇的是，漂流一段之后，船竟斜向岸边冲去，在沙滩中搁浅。
虚惊一场，人们不禁感叹：古物是有灵的。
南路文物同样生死一线。这批文物本计划驻留长沙，准备在岳麓山爱晚亭旁侧开凿山洞安置，但日军从江苏逼近两湖，文物只能再度西迁至贵州。文物离开长沙两个月后，日机轰炸长沙，夷平了曾存放南路文物的湖南大学图书馆，爱晚亭一带也遭到定点扫射。故宫的人与文物，都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“南路文物数量最少，但都是精品。”郑欣淼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南路80箱一共3200余件文物，是各箱中提取的优等品。其中八箱书画，包括五代以前全部作品、宋元明清代表作和宋元孤本，共700余件，是当时故宫所藏存世书画的精品。
北路文物由火车运输，从南京先抵达宝鸡，驻留宝鸡不到一个月，潼关战事吃紧，文物开拔去往汉中。此行可能是整个南迁途中最艰险的一段。文物乘坐汽车，翻越白雪皑皑的秦岭，雪深几尺，山路被埋，看不清道路。那志良后来回忆，汽车轮胎挂着铁链，在白茫茫的路上行走，不时遇到深坑，撞到大石。
一年后，宝鸡遭遇轰炸。原本准备长期储存文物的窑洞，被炸塌半边。故宫文物一路避开轰炸，如有神助。重庆的几个仓库，文物搬出不到一个月，被炸毁；汉中文庙的文物搬走12天，空房被炸；成都的文物刚搬走一周，春熙路几乎被夷平。马衡感叹，奇迹无法解释，“只有归功于‘国家的福命’了”。
郑欣淼注意到，故宫文物西迁的两年中，文教机构也集中西迁。“他们一起辗转奔走在艰难的西迁路上。历史创造着机缘。故宫南路和北路文物的护送队伍，就曾邂逅后来西南联大、西北联大的两支师生队伍。”郑欣淼写道。
郑欣淼颇费周折，找到1938年出版的第一期《西北联大校刊》，发现一个名为徐世度的人的工作日记。日记记载，他作为西安临时大学工作人员赴汉中寻觅校舍时，遇到了故宫人，那志良等人为他提供了交通、住宿方面的不少帮助。当故宫职工受伤时，西北联大的医学教授也伸出援手，为其做了手术。
郑欣淼 图/受访者提供
山野守宝人
故宫文物西迁，并没明确目的地，随战事变化，故宫人不断寻找新的安置点。故宫文物加上代管文物，总计1.9万箱，南路80箱存放于贵州，先在贵阳，后到安顺华严洞；其余都存放于四川乐山与峨眉。峨眉文物存放在乡间宗祠，乐山征用了6座祠堂和一座寺庙。
从1937年8月西迁，到1939年下半年，历时两年，1.9万箱文物终于结束漂泊，在川贵三地栖身。
文物有了暂安的家，守护者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
当时，马衡在重庆，任故宫总办事处负责人。下设安顺、乐山、峨眉三个办事处，分别由庄严、欧阳道达和那志良负责。文物安置地都在穷乡僻壤，条件艰苦，常常屋顶漏雨、蚊虫肆虐，且交通闭塞，这群知识分子却在苦境里创造出一片文化天地。他们写诗、作画、调查古迹、研究学术，保持着文人的精神生活。
对于当时山野守宝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，郑欣淼颇有兴趣。“当时不知战争何时结束，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的精神？正是这些诗词唱和、读书论道，以及养儿育女、家庭生活，支撑他们保持精神不垮。”郑欣淼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新思路的产生，让这些“边角料”都成了有意义的历史材料。
战争期间，守宝人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，简直一贫如洗，有时只能用辣椒粉和盐水调拌糙米果腹。最令人揪心的，是亲情的割裂。那志良老父留在北平，战时汇款中断，他多次向马衡请求回北平，未获批准。但马衡随即写信给留守北平的故宫总务处处长张庭济，让他变卖马衡自己家中的物件，筹款接济那父。直到那志良父亲去世，父子再未相见。
“马衡不是冷血上司，他在战乱中必须做出最艰难的选择。”郑欣淼说，“这种两难，我们今天很难体会。”
马衡本为金石考古学家和书法篆刻家，是一名纯粹的学者，然而在南迁之中，遇到的所有繁杂事务——筹措经费、申请物资、勘察山洞、考察库房、后勤保障等等，都需他亲力亲为。此时，故宫正从纯粹的学术职责，转变为战时安全运输、保管文物的职责。“事实证明，故宫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、工作方式的转变。”郑欣淼说，“作为一位纯粹学者的马衡院长，首先完成了这种转变。”
归途与分离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山野中的国宝，终于平安度过战火年月。随后，国宝踏上东归路途。历时一年多，三路文物先集中到重庆，最终回归南京。
但和平的希望很快破灭。1948年秋，战局变化，文物面临新的抉择。
1948年11月10日，故宫理事会在南京召开谈话会。窗外梧桐叶落，室内气氛凝重，没有多少争议，理事会决定，精选部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。一个多月后，第一批772箱文物启程，南路80箱精品均在其中。
“马衡院长不同意，但无可奈何。”郑欣淼说。1948年6月以后，马衡一直在北平，处理故宫本院事务。南京数次来信，催他南下，并命他精选故宫本院文物，准备迁台。但北平地下党已经与马衡取得联系，请他阻止北平文物外流。最终，马衡拒绝赴台，也没有运走任何一件北平文物。
三个月内，南京文物分三批渡海，存放于台中北沟，达15年之久。其中故宫文物597556件，约占故宫南迁文物四分之一。直到1965年，文物迁入台北新建的一座博物馆，成立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留在大陆的故宫文物，则于1950年、1953年、1958年三次运抵北京，回到紫禁城。最晚抵达的一批，距离京之日，已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。
三次北返之后，还有2211箱文物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。“由故宫妥封编号，安排点交寄存，待后运回北京。”郑欣淼写道，“饱经沧桑的南京保存库，继续守护着两千多箱南迁文物。”
郑欣淼根据档案资料确证，朝天宫现仍存故宫文物2176箱104735件，绝大多数为瓷器。他列出了详细清单，比如，康熙款各类瓷器32297件，其中青花瓷9663件，雍正款瓷器18264件，乾隆款瓷器33947件……此外，还有铜佛、折扇、如意、玉器、象牙等其他文物4209件。
这是故宫文物南迁留到今天的一个尾巴。几十年来，曾有过多次让其回归故宫的动议，但尚未实现。
整个南渡北归的过程中，文物有过几次受损，但与总数相比寥寥无几。比如，在宝鸡卸车时，转运汽车与机车相撞，一箱黄瓷大碗和钟表玻璃罩被震碎。警卫手榴弹意外爆炸，炸碎一只瓷碗，一只瓷瓶瓶口受损。在几次遇雨渗湿、翻车和肩运失坠事故中，也发生少量瓷碗、瓷盘破损，铜鼎足破裂等情况。
而在北平故宫本院，日本侵略者最严重的劫掠，是铜缸和铜路灯亭。日军在大溃败前夜，大肆洗掠铜器，用于熔化后制造枪械武器。故宫共有66只铜缸、91件铜灯亭被劫走。而并未南迁的故宫文物，平安保全直至抗战胜利。沦陷时期，故宫坚持修缮文物，并开放给民众参观，8年间，一共迎接了196.6万人次观众。
1933年3月，南迁文物在故宫装上木箱。
1938年，装载文物的军车驶过四川广元城外川陕路旁的千佛崖。
人民的文物
景山附近一座四合院里，西厢房地面上，码放着一堆堆半人高的书报资料。两台巨大的显示器几乎占满桌面，郑欣淼俯身其间检索资料。历时四年，他在小屋里写完《国家记忆：故宫文物南迁史》。
郑欣淼著《国家记忆：故宫文物南迁史》图/受访者提供
书架上数百本关于故宫的著作，是他几十年来积累的研究资料。更多的资料在书屋之外。数年间，他在各地档案馆中收集一手资料，填补处处空白。他还前往台湾，寻访文物迁台后的几处落脚点。
后半生，庄严回忆故宫岁月，写下《前生造定故宫缘》，那志良也写了《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》，均在大陆出版。2005年，那志良的儿媳王淑芳渡海来到北京，将150多件那志良保存的南迁资料捐给北京故宫。亲历者都不愿让历史湮没。
但对于高层的决策，以往所知不多。郑欣淼完整查阅到1937年至1945年间故宫理事会的会议记录，重现了文物南迁背后的高层博弈过程。
爬梳档案过程中，他纠正了不少历史讹误。譬如，南迁中由故宫代管的10面石鼓，本属于国子监，北返后如何归藏于故宫，曾众说纷纭。郑欣淼还原出完整的证据链，证明石鼓1950年便由文化部拨交故宫。
“这本书里，要说我的贡献，首先，我通过史料纠正了不少错误，厘清了很多史实；其次，我有一个新思路，关注故宫人在南迁途中的精神状态，记录下他们的诗情画意和生活雅趣；再次，我也关注到南迁途中故宫与地方及其他机构的互动。”郑欣淼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“这些都属于查找和运用资料的问题。”
这项研究工作肇始于20年前。2005年，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计划写一篇纪念老院长马衡的文章，为此寻访档案，打开了一个历史的宝盒。在他的推动和参与下，故宫文物南迁史逐渐从少人问津变为学术热点。
故宫文物南迁，不仅是一段故宫史和文物史，实则对于中国人文物观念的建立也有重大影响。
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文物观念尚未深入人心，现代考古学、文物学、博物馆学刚刚引入。当时，一个颇有意味的争议是：作为清代皇宫的故宫，是否值得被保护？清王室旧藏的器物，是不是封建社会的遗存？保护故宫，是否有悖于反封建的宗旨？
当上万箱文物踏上艰难征途，它们的意义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其中700余件文物还曾漂洋过海，赴英国展示中华文化。战争结束，当文物重返故宫，几乎已经没有人认为它们属于清宫，而是属于国家，属于民众。由此，现代文物观念得到了飞跃式的普及。
“故宫博物院成立，将清宫旧藏变为民族的文化财产，解决了所有权的问题。文物南迁则进一步将它上升到文化命脉的问题。”郑欣淼说，“在这个过程中，人们更多地把这些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、与国家的命运相结合，不断强化着它的国宝意义。”
留在大陆的马衡，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长达19年，至1952年卸任，三年后病逝。欧阳道达则终身投身于宫廷古文献研究。故宫南迁功臣中的庄严、那志良、吴玉璋、梁廷炜等，自1949年随文物赴台后，再未返回大陆。
20年前，郑欣淼第一次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搜寻故宫文物南迁档案，当他翻开一页页卷宗，往事突然活了过来。他激动难抑，写下一首诗：“纸上犹闻杀伐声，八年典守鬼神惊。劬劳踵顶西迁记，礼敬心香马叔平。”20年后，当他完成《国家记忆：故宫文物南迁史》这部全景式著作，这首小诗，依然是最好的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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